地理上的连通，使得中国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统一的国家又确保了社会凝聚力。“当时社会变化不像现在这么迅速，因此社会凝聚力会比创新力重要得多。中国社会具有高凝聚力的事实确保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具有相对高的生产力，从而也避免了受到可能发生的社会动乱的破坏。”盖勒说。
然而，当近代工业革命之后，社会变化加速，创新力的影响越来越大。此时的美国，拥有来自亚洲、来自非洲、欧洲、亚洲等世界不同角落的公民，终形成一个不同文化的混合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多样性的文化和思想的交叉，终转化为创新力和生产力，并带来美国在过去200年的繁荣。
但是，多元的文化也导致了社会共识难形成，每个公民对理想的公共产品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希望看到大政府能更多地参与社会治理，有的人则希望看到一个小政府。而政府保障民众自主选择的权利，也使得分化长期存在。
在盖勒看来，如今的美国正处在从差异走向极端分化的边缘，“由于两党之间难以沟通，这个社会很可能正处于出现重大冲突的边缘。”
“如果政府是明智的，就会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教育公众宽容。民主社会应该允许多元化社会，允许言论自由。”他呼吁到。
这是对倾听不同意见的支持，而非对攻击异见者的鼓励。因此，政府应当鼓励人们学会与多元社会共处，而不是被多元社会摧毁。
“面临这种冲突，我希望宪法机构的力量是足够强大的，是可以保护民主、保护国家稳定的，让多元化社会带来创新而不是内战。”盖勒说。但他也认为，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美国宪法终会让民主占上风，双方会意识有更多的共同之处，社会应该尊重这种多元化。”
单靠技术不能从根源上解决不平等
近代工业革命让欧洲赶上工业发展的快车道，欧洲也成为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这是否意味着技术水平会决定着增长，导致财富的不平等？
在《人类之旅》中，盖勒给出了一个可能颠覆人们认知的观点——技术进步与土地生产率的提高确实会导致人口增加，但并没有让人类变得更加富裕。这表明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各地的人们有着基本相当的生活水准。
此外他还发现，人类历史上大部分时期的技术进步，未能给整个群体带来任何显著、长期的物质福利改善，因为与地球上所有其他物种类似，人类被困在贫困陷阱之中。创新可能导致少数几代人的物质繁荣度提高，但人口增长终会使其回落到基本生存线上。这个观点与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提出的“马尔萨斯陷阱”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