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通过跨境电商的形式进口的消费品作为一般贸易货物征税，随之而来的就是按照货物标准来审核、查验、抽样、检测、评定，这可能面临着不同国家产品生产和检验标准各不相同的问题，产生额外的行政成本，也使得商品入境时间更长，影响消费者体验。
以一款从美国直邮的葡萄籽胶囊为例，它要从大洋彼岸来到一位海淘消费者手中，需要在口岸呆上3到4周的备案时间。即便是同一种单品，不同的经销商操作或从不同口岸入境均须分别进行备案。“从时间上说效率并不高，很多是重复和低效的流程”。张祖军表示。
商家的困难可能正在得到解决。在刚刚结束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曾表示杭州建立了一个跨境电子商务风险监测中心，可对跨境电子商务活动进行实时监测和预警。
“如果我们做的都是平台化运营、数字化运营，而监管部门靠的还是盯人、盯货的话，那肯定是发展不下去的，现在这块理顺了。” 邢悦回忆，国务院、商务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海关总署等部委在调研过程中，听取了来自企业的声音。以前的管理方法是审核死数据，“盯人、盯货、盯账”，在企业建议下引入了新的信息管理方式，并让平台扮演协管角色，参考活数据。未来质检总局将建立实时动态管理的商品库，将跨境商品信息纳入数据库中，不仅可以在多地共享备案信息，若在一个口岸某批次商品中查到疫病、疫情，其他口岸都可以马上收到预警。
规定的核心仍是保护消费者
对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暂按照个人物品监管，意味着商品入境时面临的主要监管程序是检疫，质量则主要由消费者个人负责。质检总局局长支树平曾在记者会上透露，目前跨境电商的不合格率约为4.6%。
商务部要求强化电商企业主体责任，做好风险防控，具体实施细节尚待公布。
邢悦认为，规定的核心仍然是保护消费者，平台应该做到自律。电商平台可以与监管部门磋商如何打通信用和认证数据，建立信用管理体系，让优质商家更高效地通关，在早的环节阻止劣质商家进入。她透露，天猫国际正在引进先进技术尝试建立质量溯源体系管理敏感商品，对高风险产品建立应急处理机制。
“我们非常愿意利用数据来做好这个防控的工作，” 邢悦说，“平台更应该像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即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是一个协管的角色，帮助政府去规范市场的环境。”
欧阳澄分析，政府、电商企业和消费者均是责任主体，处于链条中间的企业承担的责任将比以前更大，包括整个生态圈中平台、物流、支付等各环节的企业。但他指出，企业无法把所有问题一揽子解决，“不应当让企业承担过重的责任，否则就会束缚企业本身的创新和发展；另一方面，企业也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积极创新，结合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尽可能提高产品在整个链条上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帮助解决消费者和政府两个主体的关切。三个主体都应当在其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承担相适应的责任和义务”。
商家呼吁采用负面清单，提高监管限值
消费者对于更昂贵、精美、新奇的商品兴趣越来越浓，消费能力升级明显。2016年，天猫国际2000元以下消费者购买人数增长101%，2000元以上消费人数则增长了127%。该平台年终数据报告显示，留存顾客两年间购买客单价和频次都大幅提升。在“上户口”之外，张祖军和邢悦均表示希望取消单次2000元的限额，提高年度20000元的限额，并根据消费升级的趋势动态调整额度。
13个国家部委上一次更新《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是在2016年4月，共包括了1293个8位税号商品，一些生鲜产品和保健品在这时才被加入到清单中。
“我认为不应该用穷举法，而应该用底线法，”邢悦说，“穷举法没有办法穷举老百姓日新月异的需求和升级的需要”。她呼吁有关部门考虑改正面清单为负面清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