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很多改革开放措施主要聚焦于贸易便利化措施。关税优惠待遇、简化通关手续、降低进出口成本等更多是从为贸易降成本角度考虑。”张茉楠表示，在持续推动要素流动型开放和市场开放的基础上，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正
是承接着对接更高标准经贸规则、先行先试、压力测试的战略使命，“从量到质，从浅层次到深层次开放，从要素型开放到制度型开放”。
“贸易强国一般都是产业强国、实体经济强国。”杨长湧分析认为，强大的制造业是贸易强国坚实的基础。要推动贸易强国建设，根本的动力还是来自制造业，来自建设制造强国。其次，贸易强国往往也是服务强国，在制造业坚实发展的基础上，要有强大的服务业，这就直接涉及我们培育外贸竞争新
优势的问题，包括技术、品牌、质量、服务、标准等，这些都要有强大的服务业来推动，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此外，贸易强国也往往在贸易规则方面拥有较强影响力。对内，应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方面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通过海南自贸港和自贸试验区的探索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对外，
要支持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支持WTO进行必要改革，在新一轮国际经贸规则演变中占据越来越主动的地位，拥有越来越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当前，新一轮的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正在引领经贸规则的发展。从便利化到自由化，从“边境”规则到“边境后”规则，不仅是关税、配额、数量限制、海关监管等，还包括一些贸易投资的便利化措施，知识产权保护、国企规则以及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方面都越来越受到重视。“如果我们不主动推进改革，确实
有被排斥在规则之外的风险。”张茉楠表示，贸易强国既看硬实力，又看软实力。贸易强国不只是贸易发展质量上的概念，更有在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上的话语权应该和中国大贸易国的地位相匹配”。
目前，我国在服务贸易发展质量上还存在着一些短板，比如传统服务贸易，如旅行、运输等所占的比重仍然较大。对此，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郑伟认为，新时期我国应以创新来提升国内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水平。在服务贸易领域，应大力提升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稳步扩大知识密集型
服务贸易占比，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同时，应充分利用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较好较快的优势，加快数字赋能传统产业，鼓励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创造外贸新增长点。
积极应对外需收缩
近年来，特别是疫情暴发至今，世界经济持续疲弱，逆全球化思潮、单边主义、民粹主义对世界经济和贸易损害明显。如何有效应对全球衰退及外需收缩的冲击，是我国外贸面临的迫切问题。